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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森林法》- 种树人的困境

 

林木采伐一直是林农获得收益的主要途径。但是,现行的《森林法》等林业法规和投资环境都不利于林农赚取利润,更不利于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。主要表现有:
一、采伐困境
想要采伐林木拿去卖,林农从申请采伐开始到最后把林木卖出去,除了交纳育林基金外,还要交纳伐区调查设计服务费、植物检疫费、木材检验服务费等费用,并且还要交纳地方的一些税费。最后,林农为了应对繁琐复杂的采伐审批程序打通层层关系,即使能采伐下来卖掉,利润已经被这些税费给消耗殆尽。除去成本和税费,林农的利润已经很薄。
二、育林基金
育林基金一直是当前林农反映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,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遗腹子,育林基金并没有返还林农投入林业再生产,而大部份是用于地方林业主管部门行政事业经费,成为维持运作的重要支柱。
林农的收益是以“卖青山”的价格来计算的。然而,现今政策以销售价格作为计算基础,使林农支付超过50%的增值税的税率。在政策层面上,育林金的征收与其它惠农政策相比也显得格格不入。2005年以来,国家为扶持农业,增加农民收入,相继出台了扶持农业的一系列政策。如免征农业税、特产税、种粮实行补贴等,然而,林业受到不合理(林农再造林合格后,育林金并未退还给林农)与不公平(国营林场免征收,或者征收的税率比林农低)的育林金区别对待。育林基金已经成为商品林投资和发展的最大阻力,希望可以取消。
三、林业缺乏分类经营
森林应按照功能用途和生产经营利用目的的不同,划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,并实行分类经营方式。公益林的经营是以保护和改善环境,以最大限度发挥森林的生态和社会效益为目标。而商品林的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,追求森林的经济功能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。国家首次将“森林分类经营”列入《森林法》是符合林业的实际情况的,并希望国家能加快出台具体的分类经营管理办法,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公益林的管理方式套用在商品林的经营上。
四、带上“枷锁”的林权
林权,定了名份,能止纠纷,可以依照物权法的规定,能充分“依法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”。但林权从一出生就受到多重“枷锁”的束缚。林农所获得的是虚假繁荣,取得的是残缺物权。林农不能自由决定采伐、更新林木。商品林理应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流通。但按照林业法规和政策,木材流通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外地,都必须办木材运输证。若运输出本地,还须交纳检疫费,有些地市还要多交纳20%的育林基金。否则地方林业主管部门不出具木材运输证,木材不能运输到外地销售,严重限制了木材的自由流通。
五、谁来保障林农的权益?
受到国家的号召和鼓励,自2003年起大批民间资本涌入林业行业,在弥补了财政在林业领域的投入不足的同时,为国家的木材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然而近年来,一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为了个人“官本位”,致使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,甚至不惜牺牲广大林农利益。
例如广东个别地方政府采取“一刀切”的方式,强制限制某种商品林的存在,政府在规划时直接采取行政手段拒绝某种商品林木在当地种植。同时对已种植的,在砍伐时提出附加条件,林农被逼承诺将不再种植该品种林木后才给予办理林木砍伐证。民间资本苦不堪言纷纷撤资,逃离林业行业,这对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很大的阴影。
六、非公林业缺少“名分”
现行的林业法律和政策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不相适应。例如《森林法》中只是对国家所有制林业、集体所有制林业和个人林业的法律地位做了明确的规定,但非公有制林业企业的法律地位却没有明确,权利甚至是被排除在外的。现行法律和政策一方面赋予了非公有制林业在森林、林木的生产、采伐、运输、流转等权利,另一方面却又设置了大量的限制性条款,经过层层控制审批,非公有制林业的权利名存实亡,流于形式。希望国家能在《森林法》中给予非公有制林业应有的“名分”。
     非公有制林业是我国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,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不但有利于解决财政投资不足的问题,而且对构建健康、稳定、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,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。因此已有人大代表在“两会”期间对此献言献策并递交提案,希望能给我们广大林农带来更多的实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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